“超越奏鸣曲”张昊辰钢琴独奏音乐会-2026国际钢琴系列（6月25日 19:30）

写在前面的话 文/张昊辰 上一轮国内的独奏会巡演，我弹了多首贝多芬晚期的钢琴奏鸣曲。其中，独缺了《A大调第二十八钢琴奏鸣曲》（Op.101）和《降A大调第三十一钢琴奏鸣曲》（Op.110）。某几场演出结束后，有乐迷问：什么时候能听到这两部作品？我便记下了这件事：这也是这套独奏会曲目的缘起。 所以在思考这次巡演前，我就已确定要放入这两首，以完成我对贝多芬全部晚期奏鸣曲的学习与演奏。下一个问题随即出现：有哪位作曲家的作品，能够与贝多芬晚期构成最强的反差或呼应？没有任何犹豫，我想到了舒曼。 我的书《演奏之外》的后半部分，有专门写作曲家的若干章节。其中头两章写的，就是贝多芬和舒曼。不仅出于个人的热爱，也因为他们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——近代以来的许多哲学家，就常常将贝多芬和舒曼作为对立的异端来谈论。 历史总将贝多芬视作古典与浪漫时代的承上启下者。我想，这也许是对他最大的误解。贝多芬，以我看，是比海顿和莫扎特都更为绝对的古典主义者。这在他的晚期钢琴奏鸣曲中最为明显：没有任何浪漫化的倾向，反之将古典的核心理念——对架构感，叙事整体感的执着——推向了极致。在拓展其所有可能性的过程中，乐章内部、乐章之间尽管随时面临肢解和崩塌的危险，但正因出于对“统一叙事性”的强大意志，贝多芬总能将所有濒临肢解的乐思牢牢抓住，并一同推向一个统一的终结。对于他，这不仅是结构整体的终结，更是一场场精神叙事的胜利，是他对古典理念的一再超越。是的，就是在对“统一”的绝对忠诚与不断超越中，他成为了古典主义的集大成者、终结者。 反观舒曼，是最最纯粹的浪漫主义者。倘若将古典主义对结构整体性的呈现视作一种“成功”，那么浪漫主义的核心，就是“失落”。作为对古典的回应，浪漫主义只能回溯那个如今已不复存在、已然破碎的整体。它迷恋碎片、迷恋瞬间、迷恋自身的失落。而舒曼的灵魂（虽不喜欢“灵魂”这个词，但在舒曼这里，我愿意用它），就是对这一精神最极致的体现。他对瞬间的痴迷、他躁郁症的病征，使他对细节的极度敏感到了近乎“痛感”的地步。这也是为何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多是小品集和艺术歌曲——碎片化的创作形式，最能展现他的天才、他的动人。 然而，在这套曲目中，我却选择了舒曼少见的两部大结构作品：《升F小调第一钢琴奏鸣曲》（Op.11）和《幻想曲》（Op.17）。为什么？ 因为，正是在这样的大结构作品中，我们更能看到他与贝多芬的不同。写《第一钢琴奏鸣曲》时，舒曼仍执着于对古典结构的尝试。而这样的尝试，无论从“成功”还是“失败”的结论去看，都同样成立。这就是它迷人的地方：它绝非一座古典主义审慎构筑的整体，而是一场关乎碎片的盛宴。“奏鸣曲”的外表下，内在其实充盈着的，是舒曼对瞬间的天才直觉，是各种碎片天然涌现、不断轮回的聚积。它们赋予了整部作品一种凌乱乃至疯狂的特质，同时，遍布赤裸而动人的时刻。而到了《幻想曲》（原名正是“奏鸣曲”），他已完全超脱对奏鸣曲形式的执念，乐思更加沉淀、圆熟、自然超然——“奏鸣曲”，最终化为他个人深深的独白。改名为《幻想曲》，显然是对的：他终于放弃了对奏鸣曲的执念。他直面自己的失落。而对此，我以为他并不自知：他的独白与失落本身，已然构成了对奏鸣曲式的超越。 晚年的贝多芬听不见声音。早年的舒曼迷恋着一个失去的世界。在生命经验和精神气质上截然不同的两个人，在各自对奏鸣曲式截然不同的探索和超越中，留下了这些伟大的“奏鸣曲”。而将它们放在一起，无论作为对立还是对话，身为演奏者的我相信：其中总有某些理念、某些瞬间，会同样召唤我们去超越什么。